夜幕笼罩着柯城，我满心乐意地搀扶着一位醉颠颠的陌生老翁。
“谢谢啦，真……对不……起!”
朦胧中我没看清老翁的面容，只记得，今天是我劳教回来后第五次做好事。
到了老翁的家门口，屋子里迎出了老翁的女儿。明亮的灯光把我们都照得棱棱清清。可是，没等我定下神来，醉老翁却触了电似地挣开了我，他两眼圆睁，上牙打下牙，慌急忙乱地摸了摸上衣口袋的钱包，几乎全没了先前的醉意。这时，我也耳根发热，拔脚想飞，感到这季节已一下由冬天变成催人渗汗的夏天。
我溜走了，身后传来老翁和他女儿的热情呼唤。
(刊于1984年2月9日《朝花》)
冬夜，搀扶醉翁回家，原是件极普通的小事，然而这篇小小说却立意清新，自有一种鼓舞人的力量。关键在于文末表明了写作年代——1984年。这就隐示了作品的“大背景”是“雷锋”又回来了，雷锋精神重新在人们的心坎里萌生。“我”曾摸过老翁的皮夹，今天却主动送老翁回家，而且是“我”劳教回来后第五次做好事。当老翁认出“我”后，“我”感到羞惭，无地自容——多么巨大的变化呀!当“我”溜走后，身后传来了“热情呼唤”声，这是谅解的呼唤声，人与人之间又回到了友谊、和谐、互爱的轨道上来了。短短的一篇文章，极普通的一件小事，却立意隽永，让人从中看到了中国文明的希望。倘如文章不隐示“大背景”，最多也只是告诉读者“我”转变了，立意是不会很高的。
其次，“融入法”也是大背景联系法中的一法。作者往往把大背景融入于具体的记叙(或议论)之中，使之成为与文章不能分割的一部分，从而进一步显示出作品立意的深邃，显示出作品深广的社会意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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◆ [2005-08-24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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