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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吴伯箫自传(节选)
	作者：佚名

	吴伯箫，原名熙成，字伯箫。笔名曾有山屋、天荪，都很少用。1906年3月13日(农历二月十九日)生于山东省莱芜县吴家花园庄。 　　1978年2月2日由人民教育出版社(曾任副社长兼副总编辑)调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工作，任副所长。 　　在文艺战线我只是一个民兵。写作业余进行，不脱产。生活在半封建半殖民地旧社会约三十一年。小时候家庭是富农。初小在本村，高小在县城，星期、假日都参加农业生产劳动：割麦，秋收，送饭，打场，放牛。“五四运动”后在曲阜师范学校学习五年，1924年夏毕业。在孔家教了一年家馆(教孔德成学英文，有人取笑说是“万世师表师”)。1931年夏从北京师范大学英语系毕业。在青岛大学(后改为山东大学)当过三年多校长办公室事务员。在简易济南乡村师范当过一年半的教务主任兼国文教员。在山东省教育厅当过高等教育股主任科员。在简易莱阳乡师当校长约十个月，到抗日战争初期。 　　练习写作，是从1925年秋冬在北京师范大学开始的。那时坚持写日记，看到自习室同桌杨鸿烈每天为商务印书馆写小册子引起动机，请他看一篇题为《白天与黑夜》的日记，问他：“这样的东西也能发表吗？”他说：“能。”语气很肯定，便立刻抄一遍，寄给了《京报·副刊》。几天后竟然见报了。月底并寄来了稿费(大概是千字一元)。从此就陆续写。以《塾中杂记》为题写一组约五六篇，以《街头夜》为题写一组约四五篇，又一题一文写十多篇。 　　那时叔父和我同时上大学，家里靠卖粮食卖地来供给我们，生活比较困难。为筹措学费，断断续续给京官家庭的孩子补习功课，或到私立中学兼教英文，但都不经常，收入没有保证。比较可靠的是卖稿子。记得1927年寒假没有路费回家，旧年要在北京过，年跟前手头一个钱也没有，想到：琉璃厂初一到十五庙会，住琉璃厂师大校内，连招待赶会的朋友喝杯茶的钱都没有，怎么办？便在除夕逛大栅栏，回来赶写了《除夕时记》；誊清已五更，亲自送给《京报·副刊》，说明稿费要现钱；编辑迟疑一下，认为“文章应时”，又照顾老主顾，当场给我五块大洋，算勉强度过了年关。 　　那时为什么写作？写了给谁看？想得很少，想也想得简单，肤浅。仿佛就为了换取稿费解决生活困难。默默中也对比光明与黑暗，写贫富悬殊，贵贱差别，内心不平，但用文艺作武器进行斗争，认识是很朦胧的。若反对军阀张作霖的黑暗统治，自己油印传单，跟曹未风一起编印小报《烟囱》(满腔愤火只能冒烟)，抨击时政、校务，还不失为锋芒尖锐的话，为报刊写稿子矛头所向就不那么鲜明了。 　　1931年以前写的短文，先后用在《京报》《晨报》和杨晦同志所编的副刊上。《新生》《努力学报》也用过。六年写了约四十篇，曾集为《街头夜》，跟北京人文书店订了印行合同，不久“九一八”事变发生，作罢了。剪贴的稿本也散失了。 　　抗日战争以前六年写的东西，多数发表在《大公报·文艺》上，像《羽书》《我还没有见过长城》《马》等，集为《羽书》由王统照转交巴金办的文化生活出版社编入《文学丛刊》第七集。在《水星》上发表的《海》和《天冬草》，还有用天荪笔名在上海《中流》上发表的《理发到差》(因揭露了韩复榘的反动统治，曾被追查)，都没有收入。王统照用韦佩笔名为《羽书》写的《序》也没印在书上。出版时我在延安。全国第一次文代大会时巴金告诉我：稿费曾寄到济南，“我”因与敌人作战右臂受伤，用左手写信又要一次稿费治伤。这显系有人冒充。后来在东北无意中看到《抗战期间牺牲的文化人》一书里有我的名字，说“我”跟李广田、何其芳是好朋友，都写散文，文风也差不多；被敌人活埋，牺牲时英勇顽强。这里前一句是真实的，后一句纯系捏造。这种谣传大概也发生在那个时候，真是活见鬼！ 　　《羽书》我只见到在桂林出版的一本。我把韦佩写的《序》剪贴在目录前边，保存了二十年，不幸“文化大革命”初期被打砸抢者抄走了，至今没有还我。 　　(选自《中国现代作家传略》，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)
	[2020-03-11]	摘自《人教网》网站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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