深度对话，何以进行——以艾青诗作《我爱这土地》的教学为例—

了解站长

关于本站

返回老站

中国桥站

　　老百晓在线

九年级上册

我爱这土地

教学设计

	作者：大理大学文学院汲安庆
	深度对话，何以进行 ——以艾青诗作《我爱这土地》的教学为例

　　深度对话本应是语文教学的“日用品”，现在却成了罕见的“奇珍”。
　　这种怪现象的产生多被视为学生的错：拙口钝腮，不会思考，不会分析，甚至连“不愿配合”“不善配合”的罪名都冒出来了。殊不知，教师才是真正的根源。不懂启悟，不懂分析，出现深度对话的契机不知把握，对文本的形式秘妙一律茫然，只会跟着教参鹦鹉学舌，一点儿自家的体验、辨析和创造都没有，又岂能指望学生和他产生深度的对话？克罗齐说：“要理解但丁，就得把自己提升到但丁的水平。”可是，教师的学养严重匮乏，自家与文本的对话都了无深度，又岂能指望引领学生产生深度的对话？没有深度对话，“语言积累、培养语感、发展思维、熏陶感染”……一切的一切，又从何说起？
　　美国心理学家詹姆斯在其名著《与教师谈心理学》中曾说：“心理学是一门科学，教学是一门艺术，科学本身不会直接产生艺术，必须使用居间的富有创造力之头脑的独创力来使科学付诸应用。”的确，没有“居间的富有创造力之头脑”，语文课程标准制定得再完美，学生的发言再精彩，深度对话的教学胜景都不可能产生。
　　但这样说并非意味着深度对话难于上青天。立足文本，带上自我真切的生命体验，引导学生围绕形式秘妙执着探究，多方打通，深度对话、灵性对话的教学之境还是可望达致的。
　　不妨以艾青的诗作《我爱这土地》为例，谈谈何处深度对话，如何开展深度对话。

　　一、聚焦情脉，玩绎形式秘妙
　　语文教学不该在一望而知的表象层面纠缠，而应深入到中层的情脉或意脉（孙绍振先生将两者合称为“情志脉”），以及更为深层的形式规范，去揭示作者言语表现的智慧。情志脉何以要成为语文教学的焦点？从解读的角度讲，把握了情志脉，实际上就是把握了作者思想情感的图谱、无限丰富的心灵世界的奥秘，并找到了切实体悟作者言语表现智慧的门径；从教学的角度讲，聚焦情志脉，则可避免教学的碎片化，使教学能纵横捭阖，又能纲举目张；从审美的角度讲，把握情志脉的过程，也是思维磨砺，想象翩跹，生命融合的过程，是审美主体由“片面的人”向“完整的人”不断建构的过程。
　　因此，深度对话聚焦情志脉是非常明智的教学择定。
　　《我爱这土地》是一首现代诗，它的情志脉是什么呢？
　　骆寒超教授认为是“从灾难痛苦到奋起战斗，再进入一片光明”，因为土地、河流、风、黎明这一组意象的“推移和组合”，显示了艾青诗的抒情结构中一个引人注目的特点——“痛苦也罢，灾难也罢，总是暂时的现象，只要通过战斗，最终必定有个光明美好的结局”。[]但这只是情志脉的一小部分。
　　从整体来看，全诗其实是循着“嘶哑的鸟”→“腐烂的鸟”→“含泪的我”这样一条情志脉下来的。既体现了艾青诗作一贯的绘画感，也将忠诚爱恋、倾情歌唱、勇敢战斗、执着奉献的情怀悉数囊括其间了。
　　这条情志脉的特色在对现实逻辑的背叛上！照理，应该是这样的顺序：“含泪的我”→“嘶哑的鸟”→“腐烂的鸟”。因为深爱，才会出现后来的倾情歌唱，乃至生命献祭！可是艾青打破了这种逻辑链，个中秘妙何在？
　　学者们经常为这条情志脉中的“我”是“鸟”，还是“人”争论不休。其实，这关系不大。
　　是鸟，诗歌会在假定性的想象中，构成一个浑融一体的抒情结构，直逼“感时花溅泪，恨别鸟惊心”之艺术境界。让含泪的鸟成为一个特写镜头，也更能表现作者的爱之深，盼之殷，具有极大的艺术表现弹性。
　　是人，则会有如梦似幻，庄周梦蝶般的恍惚与浸淫——不是哲思的专注与沉迷，而是由痛苦、仇恨、期盼交织、催生出来的更深眷的爱的洗礼与升华。不过，从表现力上看，还是取后者为好。一是契合诗歌的内在逻辑——连鸟都会深情歌唱这片被蹂躏得千疮百孔的土地，并用生命为之献祭，更何况生于斯、长于斯的“我”！同时也会鞭挞当时社会散布的抗日前途悲观的论调。二是时而鸟，时而人的角色穿越，更能体现“我”对故土之爱的疯魔痴狂，以及遭受侵略所引发的痛苦之深、仇恨之烈，反抗之决绝。
　　骆教授所说的“从灾难痛苦到奋起战斗，再进入一片光明”的抒情结构，如果脱离后面的生命献祭，以及生前或死而复生时的含泪凝望结构，无论抒情，还是想象或表意，都是非常浅表化，甚至是缺乏个性表现张力的——因为“痛苦→奋起→光明”的大团圆理路是普适化的认知，且代表了一种幼稚的乐观主义，不仅很难正视淋漓的现实，而且也消解了诗人思想的深刻与丰富，以及诗歌创作中的个性色彩。钱理群教授就说过：“抗战初期，当大多数诗人都沉湎在廉价的乐观中，预言着轻而易举的胜利的时候，艾青却对生活有更深沉的观察与思索，他在全民抗战的胜利中，看见了阴影、危机，看见了祖国大地的贫穷，战争的真正主人人民还生活在苦难中。”[]钱先生是从诗人众多诗歌作品中流露的忧郁诗绪的角度说的，这种清醒而深邃的忧郁诗绪，在“嘶哑的鸟”→“腐烂的鸟”→“含泪的我”这一曲折的情志脉中一样可以见出，这难道不是艾青本诗创作的一大神奇吗？
　　基于此，教学中完全可以围绕下述问题，展开深度对话：
　　1、这首诗中出现了三个令人怦然心动的画面/意象：“嘶哑的鸟”→“腐烂的鸟”→“含泪的我”，构成了一条非常清晰的情脉/意脉，你能体悟出其中蕴含的情感或哲理吗？
　　2、也有人说这首诗的意脉是：灾难痛苦→奋起抗争→迎来光明，你认同这种观点吗？为什么？
　　3、“含泪的我”这一意象到底指人，还是鸟？如果将“嘶哑的鸟”→“腐烂的鸟”→“含泪的我”这条情脉/意脉，如果换成“含泪的我”→“嘶哑的鸟”→“腐烂的鸟”，可以吗？试说说理由。

　　二、审视意象，把握篇性特征
　　如果说聚焦情脉/意脉是从宏观上确保诗歌教学的生命感和美感的话，那么，对意象营构的审美观照则偏于从中观层面，比较具象地感悟作者的言语表现匠心，并深切把握诗歌的篇性特征——诗人言语表现的独特性。
　　对篇性特征的把握目前是很多老师的难点，乃至盲点。不少优秀的语文老师，教学中也只是终于对文本的类性特征把握。但是，识别文本的篇性是语文教学之必需，也是最能磨砺语文教师专业技能，提升语文教师学养的必由之径，无法回避，也不应该回避。熟练的染色工人能识别近两百种不同的颜色，我们语文老师为什么不能识别不同文本的篇性特征呢？
　　篇性特征不只是从意象中能见出，选材、结构、视角、命意、表现手法等各方面均可见出——本诗中的情脉/意脉就体现了篇性特征。但是相较而言，“嘶哑的鸟”“腐烂的鸟”这两个意象更能体现《我爱这土地》一诗的篇性特征。
　　为什么？因为它们太另类、太不雅，因而也太个性了。提及嘶哑，人们会不由自主地联想到憔悴、呆滞、失落、痛苦、扭曲……提及腐烂，则会很容易想象到恶臭弥漫、蛆虫蠕动、蚊蝇乱飞的场景，这些自然都是非诗意的。不雅，与“自在娇莺恰恰啼”（杜甫《江畔独步寻花·其六》）“隔叶黄鹏空好音”（杜甫《蜀相》）“落红不是无情物，化作春泥更护花”（龚自珍《己亥杂诗》）“从今别却江南路，化作啼鹃带血归”（文天祥《金陵驿》）等诗句比，更是一目了然。即使在同一首诗的意象群落中，与悲愤的河流、激怒的风、温柔的黎明比，“嘶哑的鸟”“腐烂的鸟”在形式上依然显得“扎眼”。可是，艾青不顾诗家之“大忌”，硬是给用进了诗中，且用得深情款款，意蕴、风格上浑然天成，这便很耐人寻味了。
　　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神奇的逆袭？个中原因至少有两点：
　　一是与诗歌中激越、深情而忧郁的感情基调保持了高度的统一。
　　外族入侵，国土破碎，任何一位有血性的中华儿女都会在心中燃烧仇恨和复仇的烈焰。表现在诗中，便会不可遏制地染上“强烈的理想主义与英雄主义的色彩，别具一种刚健、粗犷、壮阔的力的美，以及历史沸腾时期昂扬的激情”[]，而嘶哑歌唱，死了、腐烂了都要爱的鸟的意象恰好最能表现这种特定时空的美学原则，释放个体的、民族的满蕴生命能量的大悲愤，大深情，这恰恰是娇莺、黄鹂等小巧玲珑、婉转明丽的意象所不能承载的。
　　《我爱这土地》写于1938年。写这首诗的前十六个月，即全面爆发抗战的前夜（一九三七年七月六日），艾青在所写的《复活的土地》一诗中，这样敬策自己：
　　就在此刻，
　　你——悲哀的诗人呀
　　也应该拂去往日的忧郁，
　　让希望苏醒在你自己的
　　久久负伤着的心里：
　　因为，我们的曾经死了的大地
　　在朗朗的天空下
　　己复活了！
　　——苦难也成为记忆，
　　在他温热的胸膛里
　　重新旋流着的
　　将是战斗者的血液
　　血液在温热的胸膛里旋流的战斗者怎么可能是柔弱的娇莺、黄鹂呢？只能是填海精卫、啼血杜鹃式的复仇之鸟，战斗之鸟，大爱之鸟！李铁秀教授在鉴赏中不知不觉将艾青笔下“嘶哑歌唱的鸟”换成说“歌唱的小鸟”，显然是没有体味到这一审美创造的玄机。至于有些学者将嘶哑歌唱的鸟考证为“乌鸦”，认为只有乌鸦才有叫声嘶哑的感觉，更是没有体悟到诗人创作匠心的无稽之谈[]。
　　不过，“嘶哑的鸟”“腐烂的鸟”这两个意象并非仅是时代情绪的集中喷发，也是诗人一生爱国、奉献情怀的写照。艾青明确说过：“我生活着，故我歌唱。”[]在《光的赞歌》一诗中，他曾写下这样的诗句：
　　即使我们是一支蜡烛
　　也应该“蜡炬成灰泪始干”
　　即使我们只是一根火柴
　　也要在关键时刻有一次闪耀
　　即使我们死后尸骨都腐烂了
　　也要变成磷火在荒野中燃烧
　　……
　　在这个茫茫的世界上
　　我曾经为被凌辱的人们歌唱
　　我曾经为受欺压的人们歌唱
　　我歌唱抗争，我歌唱革命
　　在黑夜把希望寄托给黎明
　　在胜利的欢欣中歌唱太阳
　　时隔40年，歌唱与奉献的情怀丝毫未变！因此“嘶哑的鸟”“腐烂的鸟”的意象可谓具有了超越时代主题的价值，有了永恒的意义。
　　如果将这种意象营构放置在当时的文化语境中，更能看出诗人言语表现的独特与可贵。因为形势的紧迫与逼仄，救亡图存，同仇敌忾的民族需要压倒一切，诗歌创作毫不例外地应时而动，主张“催促和鼓励全国给敌人蹂躏、践踏、剥削得遍体鳞伤的大众，为着正在危亡线上的民族和国家，作英勇的搏斗”[]。要发挥“催促和鼓励”的作用，赤裸裸地宣泄情感——特别是集体的、人民的情感，便成了很多诗人理所当然的选择。徐迟声称“战争的范围与程度之广大而猛烈，再三再四地逼死了我们的抒情的兴致”“轰炸已炸死了许多人，又炸死了抒情”“如果现在还抱住了抒情小唱而不肯放手，这个诗人又是近代诗的罪人”[]。这样一来，口号诗/标语诗、粗糙的叙事诗盛行便不足为怪了。在这种情形下，艾青择定个性化的意象来抒情写意，不仅有力地融入了时代潮流，而且还发出自我的呼声，使时代的“大我”与个体的“小我”达到有机融合，一下子显示了其审美眼光的锐利与深邃。
　　二是具有强有力的核心统摄作用。
　　土地、河流、风、黎明这些意象都是鸟歌唱的对象，或者说是由鸟意象引发而出的，很能传递诗人内心汹涌澎湃的诗情，就像闻一多《死水》一诗中的“绝望的死水”牵引出破铜烂铁、剩菜残羹等一系列意象，恰到好处地宣泄了摧毁腐臭旧世界的情感一样，在形式上是极具统摄力、规范力和塑造力的。
　　整个意象群集中表现了诗人对祖国的热爱、对侵略者的仇恨和反抗的决心，对美好未来的向往，这些都是歌唱之鸟意象的象征内涵——即使按骆寒超教授所说，是传递了“痛苦也罢，灾难也罢，总是暂时的现象，只要通过战斗，最终必定有个光明美好的结局”这一哲理，意蕴上也还是统摄的。
　　诗中的四个意象——土地、河流、风、黎明，尽管有痛苦、悲愤、激怒、温柔之别，但悉数是鸟意象的情感折射，且都是在激越、深情而忧伤的风格统摄之下，因此风格也是统一的，且带上了艾青平民式的率性、平实和刚健——假如我是一只鸟/我也应该用嘶哑的喉咙歌唱/这被暴风雨所打击着的土地，这与狗不嫌家贫，儿不嫌娘丑的民间情感，不是异曲同工么？也迥异于同时代其他诗人“小处敏感，大处茫然”的抒情小唱。鲁迅在《白莽作<孩儿塔>序》一文中评价殷夫的诗作：“这是东方的微光，是林中的响箭，是冬末的萌芽，是进军的第一步，是对于前驱者的爱的大纛，也是对于摧残者的憎的丰碑.一切所谓圆熟简练，静穆幽远之作，都无须来作比方，因为这诗属于别一世界。”这种评价对艾青的《我爱这土地》，同样适合。若谈“爱的大纛”“憎的丰碑”，全诗中也只有“嘶哑的鸟”“腐烂的鸟”这两个意象最堪此任了。
　　缘于此，聚焦独特意象的深度对话，可以围绕下述问题展开：
　　1、有人认为，“嘶哑的鸟”“腐烂的鸟”这两个意象太另类，太不雅了，应该换成杜甫笔下的“黄鹂”或“娇莺”；有人在解读这首诗时，不知不觉将“嘶哑歌唱的鸟”置换成“嘶哑歌唱的小鸟”；还有人考证出诗中的鸟为“乌鸦”，因为只有乌鸦的声音才是嘶哑的。对这些观点你同意吗？请择一或逐一谈谈你的想法。
　　2、“嘶哑的鸟”“腐烂的鸟”这两个意象，仅是表达诗人对祖国的热爱、对侵略者的仇恨和反抗的决心，对美好未来的向往吗？
　　3、同是表现爱与奉献的情怀，你觉得艾青诗中嘶哑歌唱，死了连羽毛也要腐烂在土地里的鸟意象，与龚自珍“落红不是无情物，化作春泥更护花”，文天祥“从今别却江南路，化作啼鹃带血归”等意象比，有何独特之处？

　　三、研磨措辞，体悟精致之美
　　研磨措辞，体悟文本的精致之美、个性之美属于微观层面的审美观照。
　　优秀的作品是整体的好，遣词造句无不染上“语不惊人死不休”的追求。解读/教学中，如果把握其间的苦心和奥秘，往往可以收到尺幅万里，窥一斑而见全豹的奇效。这方面的经典案例太多了，如民国时期的夏丏尊对方苞《左忠毅公逸事》中“不速去，无俟奸人构陷，吾今即扑杀汝”一句的解读：
　　“不速去，吾今即扑杀汝”是顺口的，中间插入一句“无俟奸人构陷”很不顺口。作者在这上面似乎曾大费过苦心，故意叫它不贯穿，藉以表出（左公。笔者注）当时愤怒急迫的神情。
　　当代的如：欧阳代娜抓住“异”（览物之情，得无异乎；或异二者之为）字体会范仲淹《岳阳楼记》的情感之美、文笔之美，以及结构上的“转折之美”；王君抓住“只”字（①他靠着活命的只是一辆破旧的三轮车；②他只有一只眼；③他只好把他那辆三轮改成运货的平板三轮……），引导学生体会老王活命的不易，还有作者杨绛遣词的精准之美，情意表现的含蓄之美。
　　在《我爱这土地》一诗中，有哪些措辞值得仔细研磨，引导学生展开深度对话呢？
　　有的。比如，有学者提到的“假如”一词，认为这是一种“思维的内在机制”“诗性语言形式的外在标记”，诗凭借这“假如”思维的想象，可以从日常生活现实感觉的尘境进入审美感受与超越的诗境。这种现象并非偶然，徐志摩的《雪花的快乐》，田间的《假如我们不去打仗》都用过。诗人艾青在这里把自己“假如”为“一只小鸟””，想象的独特、意象的创造与自我的发现融为一体，由此叩开独创的属于自己的诗的世界。
　　还有“这”（这被暴风雨所打击着的土地/这永远汹涌着我们的悲愤的河流/这无止息地吹刮着的激怒的风）与“那”（和那来自林间的无比温柔的黎明）——既揭示了作者“灾难痛苦→奋起抗争→迎来光明”的心路历程，也暗示了“痛苦也罢，灾难也罢，总是暂时的现象，只要通过战斗，最终必定有个光明美好的结局”这一人生哲理。从形式上看，3个“这”与1个“那”，既表现了这组意象中的情感变奏——四个意象如果打乱，这种变奏就会无法体现，也体现了刚柔并济的风格，甚至可以说诗人在痛苦中歌唱，在愤怒中抗争的动力正是缘于对土地上黎明之光的渴盼，因为有了这光明的渴盼，所有的辛苦，甚至牺牲都在刹那间转化为了一种难以言传的神圣、崇高和美丽——另类不见了，不雅也隐遁了。
　　教学中，如果没有跋涉到这样的审美高度，只能糟蹋了这些看似寻常的措辞秘妙。以学生无需深度解读为借口，来掩盖自我鉴赏与批评的肤浅和平庸，再优秀的文本对他来说都是暴殄天物。在《诗论》一书中，艾青曾意味深长地说过：“一首诗的胜利，不仅是它所表现的思想的胜利，同时也是它的美学的胜利。——而后者，竟常被理论家们所忽略。”既然如此，我们为什么不能着力形式，去感受诗人美学的胜利呢？
　　但是，将文本解读成果转化为教学生产力的过程中，也要注意相关资料的查询与搜集，不同作家、相同主题的比较、打通，更为重要的是一定要结合学生知识和心理的实际，以比较通俗、形象的表达方式，引导他们在轻松愉快的气氛中参与到深度对话中来。
　　研磨该诗措辞之美的深度对话，不妨设计以下问题，以激发他们的研讨兴趣：
　　1、诗中有3个“这”，1个“那”，看似寻常，其实隐藏了很多写作玄机。你能看出来吗？
　　2、“这”与“那”引领下的四个意象，它们的顺序可以颠倒吗？为什么？
　　3、“假如”一词，既打开了艾青的想象之门，也打开了他的情感之门，信念之门。假如艾青不用“假如”的表达方式——不借助嘶哑歌唱的鸟的意象，而是自己跳出来直抒胸臆，那样还会有撼人心魄，催人泪下吗？在你的阅读经历中，是否还遇过“假如思维”的诗歌？可否谈谈它们与《我爱这土地》的异同？

[2021-07-09]

　摘自《汲安庆老师的博客》网站


	上一篇
	下一篇